據統計，步入2022年以來截至3月13日，滬深股市有30家上市公司發布公司或其高管被立案調查的公告。而在去年同期，這一數字只有17家。數字懸殊的背后，也凸顯出市場違規行為猖獗的一面。這一數據也說明，市場違規成本還有大幅提高的空間。
統計數據同時顯示，期間上市公司、高管、股東、其他主體等共涉及228項違規紀錄，而去年同期則為161項。具體而言，2022年內因虛假披露、嚴重誤導性陳述或其他信息披露原因而被認定違規的紀錄超過80項。其中，因之被立案調查的上市公司達到12家之多。
從處罰結果來看，監管部門對絕大多數違規行為采取警告、公開譴責、通報批評等監管措施，還有部分上市公司相關責任人被采取市場禁入、罰款等措施。從罰款情況看，今年有21家上市公司的相關責任人被行政處罰，罰款金額從數萬元到千萬元不等。
今年以來上市公司違規呈現出幾個方面的特點。其一是信披違規占據絕對的比例。信披違規占比超過35%，在所有違規行為中“獨占鰲頭”，也再次凸顯出信披監管是市場的“老大難”問題。其二是相比于去年同期，多種違規行為呈現出增長的態勢。其三是立案調查案例增多，這顯然不是什么好兆頭。
一旦上市公司或其高管被證監會立案調查，往往或說明違規行為的性質較為嚴重。從以往的案例看，被證監會立案調查的上市公司，最終能夠實現“翻案”的只有極少數。比如像宏達新材、智慧能源等都曾收到證監會的《立案調查通知書》，此后均公告稱，經調查相關涉案事實不成立，證監會決定結案。
但是，盡管存在極少數“幸運兒”，但絕大多數被立案調查的上市公司或高管，最終被證明是存在違法違規行為的。因此，對于今年以來多達30家上市公司公告被立案調查的事項，個人以為，還是能夠說明上市公司或高管是存在某些方面的問題的。
自2020年開始，資本市場法治建設繼續向前推進。不但新版證券法開始實施了，刑法也進行了聯動修訂，而且，最高法也先后頒布了代表人訴訟、虛假陳述訴訟等司法解釋。法律體系的日益完善，既能更好地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，客觀上也提高了違規成本。
特別是證券集體訴訟制度，既是投資者的維權利器，更是懸在違法違規者頭頂上的一把“達摩克利斯之劍”。而康美藥業財務造假巨額賠償案，作為首例證券集體訴訟的案例，相信對于違法違規者會產生極大的震懾作用。
但是，今年違規記錄比去年同期大幅上升的現象，說明市場違規者仍然在鋌而走險。違規者前赴后繼的客觀事實，也說明現行的法律法規仍然存在漏洞，違規成本仍然存在大幅提高的空間。
比如日前深交所向創業板公司愛克股份下發了《關于對鄭閎升給予通報批評處分的決定》。由于鄭閎升違背當初作出的承諾，且大肆減持股份，深交所對鄭閎升采取了通報批評與記入誠信檔案的監管措施。而值得注意的是，鄭閎升通過違規減持股份，持股占比下降至5%以下，今后的減持行為將不再受承諾的限制。如此就造成了因違規，反而有利于其今后大肆減持的現象，這既對其他作出相同承諾的股東不公平，也嚴重踐踏了市場的誠信原則。但對于鄭閎升的違規行為，深交所的處罰，顯然無異于“隔靴搔癢”。既達不到嚴懲違規者的目的，又無法在市場上產生威懾作用與警示效果，因而也是值得商榷的。
個人以為，鑒于滬深股市違法違規案例仍然高發的態勢，進一步大幅提高違法違規成本無疑是非常有必要的。當然，在“有法可依”的背景下，“執法必嚴，違法必究”同樣不可或缺。